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，凭借他独特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军事才能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。他的统治不仅仅在军事上有所建树，更在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作为一位贫苦农民的后代，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因此，在他的统治初期，他对大臣们严苛的打击政策，无论有功有过，都毫不手软，誓要肃清朝廷腐败，确保政权稳固。
在朱元璋创立的明朝政权下，官员的管理变得更为严格。他以雷霆手段对待腐败的官员，这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无不战战兢兢。然而，有一位官员，尽管一直以清廉著称，却因一场特殊的事件，遭遇了极其不公的待遇。某日，朱元璋因得知这位清官用极为简陋的方式筹集路费回乡的消息，气愤之下，果断下令处以极刑。此举令许多人深感惋惜，却也彰显了朱元璋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。
在洪武九年，为了选拔人才、改进吏治，朱元璋设立了《天问》的课题，要求官员们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。朱元璋用此方式挖掘潜在的能人，期望从中找到值得重用的人才。当他开始审阅这些奏章时，发现大部分文辞华丽、格式规整的文章似乎都在恭维他自己的功绩。看多了这些阿谀奉承的内容，朱元璋不禁觉得有些厌烦。然而，就在他心生不满之时，一篇内容实在、事例确凿的奏章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文章中提到“创业与守成之政，大抵不同，开国之初需以富国强兵为要，而一旦稳固，国家的富裕则依赖于百姓的劳动”。这些话让朱元璋感到非常认同，尤其是在“顺天命、应天心”的表述中，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天命之子的形象，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。文章的作者，曾秉正，因而获得了朱元璋的赏识，迅速晋升为“思文监丞”。
展开剩余72%曾秉正的仕途由此开启了光明的道路。随着职务的提升，他渐渐成为朱元璋身边的重要人物。每当朱元璋在朝堂上大发雷霆时，面对曾秉正时却总是和颜悦色。曾秉正不仅有一手出色的文章，也善于掌握朱元璋的心思。他的文章直言不讳，逐渐获得了皇帝的器重，并且被提拔至刑部主事，这一职位不单是文职，更是充满权力的“油水衙门”。然而，尽管拥有了实权，曾秉正依然保持低调，为官清廉，从未依靠人际关系谋取私利。这种高尚的品德使得他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“绊脚石”，许多贪官污吏因此不满，将其诽谤中伤。在一片攻讦之声中，朱元璋最终决定将曾秉正外放到陕西，负责民事工作。
朱元璋一方面担心丞相权力过大，垄断朝政，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设置通政使司来分散权力，这个新的机构很自然地让曾秉正成为了其中的一员。在这个新的职位上，曾秉正依然保持着清廉和高效，成为了权力中心的一员。由于他的操守和能力，许多人纷纷前来巴结，试图借此接近权力。然而，这种做法也让一些心怀不满的官员开始密谋对付他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秉正的文章风格发生了变化，从最初的直言不讳逐渐变得规矩且空洞。朱元璋察觉到这一点后，开始对他产生怀疑，认为曾秉正变得虚伪，失去了往日的锋芒。愤怒之下，朱元璋毫不犹豫地罢免了他的职务，令他归乡。对于曾秉正而言，这一决定并没有让他感到太多留恋，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早已让他心力交瘁，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厌倦。然而，皇帝的这一决定来得太突然，曾秉正没有任何积蓄，连回家所需的路费都无从筹集。他曾从不与人勾结，也没有结交过知心朋友，因此，他不得不选择将自己的女儿卖掉以筹集回家的费用。消息传到朱元璋耳中，震怒之下，他立即下令将曾秉正捉拿归案，并给予极刑。
朱元璋之所以愤怒，不仅仅因为曾秉正的卖女行为，更因为他认为这一举动是在羞辱自己——曾秉正曾是他身边的得力助手，他的清廉形象曾是朱元璋自豪的标志，但如今，这一行为无疑是给他自己“打脸”。而事实上，朱元璋并未意识到，自己所创立的明朝盛世，官员们所领取的俸禄虽然看似丰厚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。在当时的市场上，许多商品交易仍然以金银为主，而纸币几乎无法换取足够的实物。作为一个久居皇宫的人，朱元璋未曾体察到百姓和官员的艰难处境。
这个事件揭示了朱元璋在某些方面的盲点，也暴露了他作为农民皇帝的局限性。他无法理解自己的“清廉”臣子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，这种局限使得他未能及时调整政策，反而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做出了极端的决策。最终，这一切成了曾秉正和朱元璋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痕。
从这一事件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“水至清则无鱼”的道理。历史上的许多忠臣，尽管有着无私的品格，却往往因为不懂官场的权谋，最终遭遇悲剧。而君臣之间的关系，也并非永远都能保持和谐。在曾秉正的悲剧背后，既有个人的命运，也有国家政治的无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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